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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凛 | 党的政治建设的精神内核与实践进路
BSTRACT
摘要
党的政治建设的“精神内核”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创原则”，集中体现在党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与根本宗旨方面。随着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必然要从党的自身建设领域向国家民主政治建设领域拓展与延伸；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不同，党的政治建设在不同领域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时至今日，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绝不是一个“平面化”的内容结构，而是一个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场与根本宗旨等“精神内核”而展开、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要求的多层次的内容体系。
EYWORDS
关键词
党的政治建设；精神内核；实践进路；自身建设；党的领导；治国理政
UTHOR
作者简介
刘红凛（1969-），男，山东泰安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党建研究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高校智库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界）人才，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
OUND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19ZDA008）。
一、党的政治建设的“精神内核”与“一体两面”
政治性是政党的固有属性，是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利益集团的根本区别所在，政党的阶级基础、纲领、价值目标等都是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若脱离政治性而谈政党问题，很容易丧失根本、迷失方向，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更是如此，“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1］。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党的政治建设的“精神内核”理应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创原则”中去探寻，而不是来自于任何的“外在反思”与“外在建构”。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对立的时代，阶级性可谓那个时代政党政治性的“代名词”。由当时的形势与任务所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就是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创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而展开的，集中体现在“一体两面”。
就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创原则”的核心思想与根本要求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而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先进政治组织。比较而言，共产党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价值取向、实践与理论三个方面：在价值取向上，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3］；在实践上，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4］；在理论上，共产党人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5］。立足于党的阶级性、政治立场而着力强调党的先进性，这可谓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核心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政治建设的“思想元点”。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本质，聚焦共产党这一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在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两方面来论述党的政治建设。一方面，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共产党并着力加强自身建设。在共产党创建初期，着力解决好“如何建党、怎样建党”问题可谓建党的头等大事；着重从纲领上建党、突出强调党的纲领的政治性与原则性，有效抵制与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对党的影响，可谓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的显著特点。这从《共产党宣言》与《哥达纲领批判》的相关论述中可见一斑。对于纲领建党，马克思明确指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竖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6］恩格斯着力强调：“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7］迄今为止，是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然是区分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准。围绕纲领建党，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和策略、组织原则、党的领导等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具体内容涉及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必须以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行动指南、必须有一个科学的纲领和策略、必须按照民主和集中的原则组织起来、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与组织制度、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团结、必须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原则，等等［8］。另一方面，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与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树立科学的执政观与政权观。对共产党而言，加强党的建设本身并非根本目的，其根本目的在于，在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下实现党的政治纲领与历史使命。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革命的第一步与最近目的，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9］；而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10］、实现共产主义。当然，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1］。需强调指出的是，共产党人自始至终都是唯物论与实践论者，也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与过程论者。要实现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与历史使命，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不断努力、不断发展的实践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在这一转变或过渡时期，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共产党执政，必须坚持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政治原则与政治纲领，坚决抵制与否定资产阶级的“芸芸学说”；也必须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有如此，才能拾级而上，为实现从党的最低纲领到最高纲领创造必要条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就马克思主义执政观与政权观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总结，明确提出共产党执政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有效克服与防止那种剥削阶级政权不可避免、难以克服的根本问题，即“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13］。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角度看，这一命题既是一个执政命题，更是一个政治命题，直接指向公共权力异化问题。这主要涉及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克服与防范以权谋私等权力腐败问题；二是如何确保公职人员恪尽职守，克服与防范公共责任缺失、弱化与虚化问题。为此，马克思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明确提出了“社会公仆”与“人民勤务员”概念，强调巴黎公社“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这一创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14］。这一论述，为执政的共产党人防止权力异化开出了最初“药方”。
二、党的政治建设的两大实践路径与“列宁模式”
马恩所确立的党的政治建设的“精神内核”与“一体两面”，客观上明示了党的政治建设潜在的两条实践路径：一是党的自身建设路径，二是执政与国家政权建设路径。这两条实践路径的价值目标，都旨在坚持与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政治建设只能聚焦于自身建设与党对所领导的阶级和群众的政治领导方面；但在执政以后，党的政治建设的要求必然要向治国理政、国家政权建设领域延伸。进一步而言，在执政条件下，党的政治建设在自身建设与国家政权建设方面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实现与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手段和保障；但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则考验着党的领导智慧、领导能力与领导水平。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源流而下，到了列宁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就聚焦在党的自身建设与国家政权建设这两个方面。其中，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列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与当时的俄国实际相结合，开创性地建立与建设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革命型政党（注：在党建理论界，一般认为，列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与当时的俄国国情相结合，创立了完整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参见卢先福、赵云献：《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概括说来，列宁相关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强调党是无产阶级先进组织、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列宁指出：“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15］（2）强调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以革命理论武装、以先进理论指导，党内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必须加入一个支部并过组织生活，党内必须实行铁的严明纪律。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6］，进而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7］。强调要把“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判断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标准，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18］。（3）执政以后着力强调维护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19］，要求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如列宁把官僚主义者称为“最可恶的敌人”，把“脱离群众”视为执政党最可怕的危险。总之，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党的政治建设集中体现在“纲领建党”；那么，立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将党的政治建设根本要求融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乃至作风建设之中，可谓列宁党建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
在布尔什维克全面执政以后，党的政治建设的要求开始向国家政权建设领域拓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不但要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且要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20］。故执政后在政权建设方面，列宁突出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要实行“工人民主制”，推行政治公开、政治民主、政治选举与政治监督。如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明确指出：在执政以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党必须由“战斗命令制”改为实行“工人民主制”，要求党内一切机关都要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二是强调政治公开与普遍监督，把“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作为实行民主制的三个必要条件［21］，认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22］；强调公开性可以“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构”［23］；要求提高党的检察机关的威信和职权、确保检察机关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性；要求所有党员都要置于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严格监督之下。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列宁一方面强调，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领导力量，执政以后必须坚持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要求“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另一方面强调，实现党的领导需要一定的条件，即“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忍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24］。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要求，既涉及党员干部的觉悟、忠诚与品格，又涉及党群关系，还涉及党的战略与策略的正确性和人民认同问题，但归根结底，都指向党的自身建设。在执政以后，列宁进一步强调要严明党的纪律、保持良好党群关系，认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其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月也保持不住”［25］。
三、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国实践与发展轨迹
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先进无产阶级政党。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必须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精神内核”而展开；在实践上，则需要借鉴“列宁模式”，并立足于中国国情与党情、革命与建设的形势任务等进行探索创新。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强调党的阶级性、政治性与组织性，这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政治宣言、指导思想、政治纲领、政治目标等可见一斑。如1921年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指出：党的最低纲领与现实任务，简单说，就是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体现与展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观与列宁主义建党原则，根据当时的国情与党情来加强党的建设，创造性地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来看待，并根据形势任务发展不断推进这一伟大工程。在党的一大、二大政治建党、纲领建党的基础上，1929年古田会议着力强调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着力反对与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26］，创造性地把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到了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革命时期的建党目标，即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7］。到了1945年党的七大，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建党路线“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28］。概括说来，在毛泽东党建思想里，党的建设的内容布局主要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大部分；而党的政治立场、组织原则、根本宗旨等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则是融入并贯彻落实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之中。
需强调指出的是，即使在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也不是“为了建设而建设”，而是旨在为党的领导提供组织保障，以完成党的中心任务为价值目标。因此，在革命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中。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里就明确提出了“政治路线”一词，强调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1937年毛泽东在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党的正确领导必须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来实现，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党的建设要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开展［29］。到了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30］，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视为“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把党的组织视为“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31］；并且着力强调，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当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就会后退一步，“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32］。总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秉持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在革命时期提出并成功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政治性、先进性等政治要求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乃至纪律建设之中，落实到党的政治路线之中，历史地形成了革命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模式，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继承与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向新世纪，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从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的内容布局看，十五大党的建设基本内容是三大部分，强调“全党要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33］。到了党的十六大，党的建设内容布局有所扩充，增加了“制度建设”要求，强调“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34］。到了党的十七大与十八大，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布局丰富发展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五大部分（注：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到了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将新时代党的建设定格为“5＋1＋1”的基本内容布局，即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无疑，上述简单历史勾勒主要就党的自身建设的政治要求而言的。这一历史勾勒充分说明，从成立至今，我们党都始终重视党的政治性与思想政治工作，但在党的十九大之前，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主要融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之中；直到十九大，党的政治建设才凸显成为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二）党的政治建设在治国理政中的体现与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所在。要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宗旨、实现党的使命，一方面要求继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确保“立党为公”；另一方面，也需要将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路线等大政方针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与国家政权建设之中，有效解决好“为何执政、为谁执政、怎样执政”问题，保障与实现“执政为民”。从历史发展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想”，强调要“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35］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深刻阐释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着力强调“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36］。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而且创造性地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强调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的基础上，要求“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7］。毫无疑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要求在治国理政中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十六大提出要依法执政。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一方面强调，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38］。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力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到了党的十九大，则突出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要求“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39］。这充分说明，从党的十五大开始，我们党开始将政治建设要求融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之中。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治建设情况，可以说，我们党始终强调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也始终强调国家政权建设中的政治性。但从概念的使用情况看，从党的一大到十八大，党的政治建设基本属于党的自身建设的话语体系与内容范畴；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主要使用的是“民主政治建设”一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我们党深刻反思国际共运的相关教训，认为在宪法中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在实践中片面强调“党政分开”、放弃党的领导，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根本原因；在改革开放中，若没有前提地提党政分开，把党的领导片面局限在“政治领导”方面，必然会淡化、削弱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也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在实践中是相辅相成的。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概念、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基础上，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把党的政治建设要求从党的自身建设领域拓展到治国理政领域。201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则从“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辅相成高度对党的政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其中，既有对党的自身建设的要求，更有对国家政权建设的要求，如明确强调要“彰显国家机关政治属性，发挥群团组织政治作用，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政治导向”［40］。
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三大领域及其内容要求
综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相关讲话精神与十九大以来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新要求，新时代强调党的政治建设主要涉及三大领域，即党的自身建设、党的领导、治国理政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在不同领域，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内容要求也有所不同。在党的自身建设领域，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明确要求，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新时代党的建设；而且，把党的政治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并列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从党的自身建设角度看，十九大报告在党建部分对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坚定党的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增强政治担当、永葆政治本色；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把“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增强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作为落脚点。从整个党的建设角度看，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其建设目的与整个党的建设根本目标一致，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群众观与宗旨观，“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41］。在党的领导领域，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2］，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当代中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原则。从党的领导角度看，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既具有内在指向，即指向党内关系与党的自身建设；更具有外在指向，即指向党的领导对象与领导关系。从外在指向看，党的领导内容与领导方式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党的领导能力涉及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等诸多方面。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坚持与加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实现党的政治使命。进一步从政治过程或政治环节角度看，党的领导涉及政治决策、选人用人与职务任命、国家与社会发展、利益协调与分配等。新时代要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将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全方位与全过程；在治国理政各环节与各方面，都必须坚持党的政治方向与政治路线。其中，政治方向“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43］。要坚持党的政治方向，则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只有以科学理论作“指路明灯”，沿着正确的政治路线前进，才能保障方向不偏、目标不移。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必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决不动摇”［44］。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时代无论是坚持党的政治方向还是政治路线，都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保障，坚定制度自信；也都必须通过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来实现。
从治国理政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领域看，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既是唯一领导党，也是唯一执政党，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虽有一定区别，但二者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就二者区别而言，党的领导主要涉及党政关系、政党关系、政党与民众关系等多种政治关系；党的执政主要涉及党政关系，其核心命题是国家政权与国家治理问题。就二者关系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必然要执政并领导国家和社会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价值追求与历史使命的根本要求。纵观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与国际共运，什么时候坚持与加强党对政权的领导，党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反之，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乃至失败。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国家建设、依法治国还是依法执政，都必须坚持与加强党的领导，有效解决好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既要将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也要贯彻落实到政府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在新时代，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既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要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45］。总之，通过对党的政治建设的来龙去脉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党的政治建设的“精神内核”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创原则”，集中体现在党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与根本宗旨方面，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46］。随着我们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必然要从党的自身建设领域向国家民主政治建设领域拓展。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改革开放时期与新时代，政治形势与任务不同，党的政治建设在不同领域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时至今日，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绝不是一个“平面化”的内容结构，而是一个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场与根本宗旨等“精神内核”而展开、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要求的多层次的内容体系。在党的自身建设领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什么、为了什么”而展开，旨在解决好党的性质与价值取向、自身能力与水平问题；在党的领导领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紧紧围绕党的领导地位、领导职责、领导方向、领导原则、领导制度等而展开，旨在正确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治国理政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领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紧紧围绕“为什么执政、为谁执政、怎样执政”而展开，主要涉及执政理念与执政价值、执政体制与执政方式、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干部清正与政府清廉等基本问题与基本概念。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而言，上述三个领域的内容要求相辅相成，其政治本质具有根本一致性，那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与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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